当我们急于锚定人的独特性 新航登录

【文/ 星期六书房】。九年前，迈克尔·托马塞洛（Michael Tomasello）代表作《人类思维的自然史》引进国内时，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。推理也是如此，它最初不是一个人在暗室里的演算，而是在合作中向同伴给出理由、预备接受质疑。约四十万年前，生态环境迫使早期人属走向合作觅食，单干就会饿死。他把这种人类独有的东西叫作“共享意向性”，并给出一个两步走的演化叙事。一只伸过来抢夺的手，在它们看来是信息；一根善意地指向某处的手指，在它们看来什么也不是。今年夏天，这本书又出了新的中文译本，书名改成了《思维的演化》。这是一份诚实的焦虑，也是今天许多人共有的焦虑。它是一本比较心理学的专著，面向的读者大多是同行。她是做非人灵长类动物与人类心智的比较研究入行的，一直觉得动物和人“还是很不一样”，可人工智能一出现，有了这个新参照，人作为万物之灵的独特性似乎有了疑问。他直接谈人工智能的文字不多，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是2025年9月发表在《认知科学趋势》上的短文，题目叫《如何让人工智能体更像自然智能体》。改名的理由，译者苏彦捷教授说得很实在。这本书真正的野心在后半段，托马塞洛认为，“客观”这个观念，正是从集体意向性里长出来的：所谓客观，是从“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”的位置去看世界，是许多视角相互校正后沉淀下来的东西。“自然史”是布丰和达尔文以来的老文体，意思是如实描述一个物种怎样成为它现在的样子；“演化”则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一个更普遍的问题，即思维这种东西是怎样产生的。读到这里会发现，作者与译者的立场有一处微妙的差别。这篇书评想顺着译者的发心读下去，并提出一个也许不那么让人安心的判断：在托马塞洛的框架里，人们最常拿来守护人类独特性的理由，即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，恰恰站得不太稳。人之所以能反思自己、评价自己，是因为先学会了从同伴的眼光、再从“我们”的眼光回头看自己。为了锚定人的独特性，新书名恰恰拿掉了“人类”二字。托马塞洛整本书的论点，几乎都压缩在这个反差里。苏教授重新翻译此书，其初衷正是希望在人工智能“不断挑战人类心智本质的今天”，托马塞洛的经典研究能帮我们“重新锚定人的独特性”。在他看来，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身体，而在于有没有一种整合的功能结构：目标、注意、决策被统一成一个反馈控制系统。托马塞洛 资料图来源：杜克大学。一岁出头的孩子几乎都能看懂，掀开那只杯子，而黑猩猩却屡屡失败，好像那根手指与它无关。还有一点值得记下：在这个叙事里，自我意识出现得很晚。羞耻、内疚、在意名声，都是这样来的。但书名的改动本身有一点耐人寻味：。两个人围猎同一只猎物，需要共同的目标、分工的角色，需要知道对方看见了什么、知道对方知道自己看见了什么，他称之为“共同意向性”。这一回，黑猩猩立刻就明白食物在哪里。他的态度可以说先褒后贬，他承认大语言模型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智能装置，但强调它不是演化出来的智能体：它没有自己的目标，不会自发地朝某个方向行动，也不靠感知世界来得知自己的行动是否奏效。托马塞洛在莱比锡马普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做过一组很简单的实验，桌上倒扣两只杯子，食物藏在其中一只下面，实验者用手指一指。前者只关于人，后者却给了机器一个入口。译者的初衷是防御性的，想要在人与机器之间立一块界碑，托马塞洛的语气却更像一份施工说明，告诉人们如果想造出更像人的东西，应该怎样一层层地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没有站到“具身论”一边。托马塞洛看AI。译者寄语里有一个比喻：人类思维不是“个体独自的狂欢”，更像爵士乐手的即兴演奏。译者把这本书当作衡量人工智能的标尺，那么作者托马塞洛本人呢。这和他2022年的另一本书《能动性的演化》一脉相承，那本书从蜥蜴讲到人类，描绘的是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控制架构。两只杯子。它们并不笨，它们读得懂一个竞争者想要什么，却无法理解一个合作者想告诉它什么。然后实验换了个设定，实验者不再指，而是伸手去抢那只杯子。这个比喻抓得很准，按托马塞洛的说法，没有“我们思”，就没有成熟意义上的“我思”。到了这篇短文里，这套架构变成了给工程师的建议：先把基础打牢，再往上加复杂性，人类的共享能动性，是这个阶梯的最高一层。再往后，现代智人的群体越来越大，群体之间开始竞争，“我们”从身边的伙伴扩展为整个文化共同体，习俗、约定、制度随之出现。久而久之，这类外部的对话被搬进了每个人的头脑，成了我们所说的反思。他称之为“集体意向性”。